三鹿资产处置社会赔偿应先行 社会赔偿方案尚未公布，“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肇始企业三鹿旗下的部分工厂，已陆续复工生产。 “政府的思路是先开工再重组。”10月28日，石家庄市副市长栗进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企业重组新生洽谈领导小组组长在一个新闻开布会上如此表示。数日后，三鹿旗下非核心企业除一家无需更名外，其余七家全部更名复产，具体生产方式有委托加工、贴牌生产、租赁等。参与委托加工的，包括意向收购方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代码：600429，下称三元）。 此时，距离9月11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曝光已近两月。在有关部门的主导下，三鹿资产重组一直在低调、缓慢但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逾五万名受害婴孩如何进行赔偿，迄今政府、企业均未给出明确答案。 社会赔偿应先行 按照石家庄市副市长栗进路的说法，三鹿复工“有利于保障职工权益、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石家庄市奶业发展。”他惟一没有提及的是，三鹿复工是否有利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五万余名受害婴孩？ 9月以来，全国各地不时有受害者以诉讼方式开始向三鹿集团索赔。10月13日，全国首例三鹿奶粉致死婴儿的父母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三鹿索赔108万元。不过，该院立案庭庭长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影响太大，并非个案，需向上级人民法院汇报，目前不宜过早立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董安生向《财经》记者分析，三鹿赔偿诉讼类似于公益诉讼，但目前中国法律对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界定，法院无法判断究竟多大的赔偿额才算是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陈现杰表示，法院目前不支持受害者的大规模群体诉讼，而建议由政府出面进行行政指导，让没有举证能力或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潜在受害人也能得到救济。“如果作为大规模诉讼让法院受理和审判，最终的结果是消费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陈现杰说。 公益诉讼的最大困难在于举证，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受害原因都很难被客观界定。此外，服用过“问题奶粉”的婴孩，在若干年以后是否还会有后遗症，目前也不得而知。 曾为三鹿意向经购方提供咨询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向《财经》记者透露，很多意向收购三鹿资产的企业，最关心都是社会赔偿问题。一些关注此事的社会人士则建议，因产品责任而发生的伤害赔偿责任，在企业破产清算中应置于所有应偿债务的前端。三鹿资产评估清偿或并购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评估，并拨备相应的准备金。 政府不宜直接主导重组 9月25日，三元发布停牌公告，称“接有关部门通知，公司须研究相关并购事宜”，让市场注意到了三鹿重组背后强烈的政府意志。不过，专家呼吁，三鹿重组最好还是以市场为主导。 10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邀请若干企业召开三鹿重组座谈会后，受邀企业包括三元、伊利、完达山、娃哈哈等。其后，受邀重组企业频频出现在三鹿厂区，对企业进行密集考察和接触。 11月3日，有消息称，三鹿资产出售方案已大体敲定，两个已落实的买家分别是三元和完达山，其中三元将收购三鹿七家核心工厂，完达山收购一家。 不过多位接近三鹿重组的消息人士向《财经》证实，三鹿重组目前尚未有定论，在债务及赔偿责任等多个核心问题解决之前，三鹿重组很难在资本层面有实质性推进。 一位参与三鹿重组的人士透露，重组小组内，从石家庄市副市长，到法院院长，到其他工作组成员，全都签了保密协议，“工作组肯定不是要毁灭企业，毕竟企业还有好几千职工。”他说。 “三鹿牵涉到太多的利益相关者：奶农、职工、境外股东、患者……直接打死三鹿很容易，但不救三鹿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钱卫清律师告诉《财经》记者。 不过，要在重组利益各方之间保持好平衡，并非易事。三鹿集团的性质是一家股份制企业，43%的股份由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下称恒天然）持有，56%由石家庄三鹿有限公司持有，其余归属分散股东。在政府强势主导三鹿资产重组的过程中，恒天然一直保持着“谨慎观望”的姿态。 “我们正在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多方进行商谈。多种可能性中也会包括我们持股比例的变化。然而，这只是众多解决方案之一，我们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恒天然新闻发言人告诉《财经》记者。 一位接近重组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这场决定三鹿命运的重组谈判中，三鹿方面也只有极个别高层有权参与。不过，2002年三鹿集团由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制时，曾发动工厂2000多名职工入股7000万元。对于自己企业的重组，这些职工股东目前所能做的只有等待，谈判桌上没有他们的代表，也没有人负责把他们的意见及时反馈到谈判桌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岩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搭建磋商平台，减少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同时防止社会事件恶化，加强对受害人的救助，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直接给企业作价。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则表示，尽管政府推动企业重组的心情非常迫切，但在三鹿重组一事上，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企业的“红娘”和受害群众的保护者，真正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两个清算：即清算消费者的实际损害、清算三鹿的实际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