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教科书，需要社会宽容
近来，关于新版教科书引发的争议不断。光是中学《历史》，在北京地区新投入使用的岳麓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因为“二次世界大战”部分内容的变化被新闻媒介报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被称为“酝酿了八年的进步”的上海“二期课改”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因为去年９月１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在国内引发的风波，试用３年后、正式使用不到一年，被上海市教委决定从今年９月起停止使用，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和其他门类的教科书一样，伴随着中国进行的教育改革，经历了不断被重写的过程。不管在什么国家，教科书一出现变动，不管是变好、变坏，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无论你的观点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大家都认为，教科书是教化人的，太重要了。其实在国外也如此美国四门核心课程中，有两门跟历史有关；德国因为是二战的发源地，所以它在历史教科书上是弱化本国史；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前是比较自由的，学者可以根据历史事实比较自由地编写，日本政府干涉程度较低；俄罗斯政府要求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要大写爱国主义，配合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普京总统公开建议学者们重写历史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配合时代需要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历史教科书担负着多重复杂的任务，既要传授历史知识，又要通过历史知识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同时，要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情感和价值观适应时代的需要，从而发展健全的人格，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
教科书毕竟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怎么体现政府意志呢？ 现在是改革开放接近三十年的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面貌翻天覆地，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们应该把这些变化写到历史教科书里去。
我们深深感到，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青年人。这批青年人，不仅需要了解我们民族从苦难中崛起的经历，更要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具有开放进取的精神。
我们历史教科书吸取了二十多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提出编制新时代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线索是以通史为主要脉络、以文明史为基本特征。文明是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文明史就是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人－生产力－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变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力量，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和重要条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人类文明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这种分类，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人类迄今为止，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这些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人认为，衣食住行是枝叶末节，没有必要放在教材里，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有时饮食、服装这些方面的改变，可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方面的变迁，确实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只是我们要掌握如何把握好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问题的度。如著名的“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从而崛起。同样，马铃薯作为粮食，传到欧亚大陆后，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史和人们的食物结构，也促使欧亚大陆人口大增，对文明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衣食住行并非小事，为什么不可以写进教材呢？而且，学生通过这种身边的变化，可以感性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国家政策的正确。在上海的历史课堂里，当学生从家中拿来１９９０年版的粮票、布票，再联系当今如此丰盈的商品时，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已不言自明。
这里只是举一些非常普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高中历史教材的特点，告诉学生丰富多彩的历史还在我们身边延续，它们在我们的记忆中不应该是死板的年月坐标，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关切而鲜活。我们要让青年一代知道先辈的磨难，也要关照青年一代自身的需要。
比如，革命传统教育占多少比重才算适当，选择哪些历史知识进入课本，学生需要、专业知识与社会需要如何平衡等等，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新编历史教科书加入文明史
上海新编历史教材通过通史、文明史专题这样两个不同的角度，分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分别向中学生展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概貌。然后通过高三历史教材与初一、高一的历史教材综合起来进行有重点的复习归纳。这既继承了过去历史教材的长处，又有新的开拓。初中、高中学生正处于求知欲高度旺盛的时期，开拓他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创新精神的培养。
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意识，所以就要通过这种文明的介绍，把中华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融入进去，培养有全球眼光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历史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看待人类文明的观念和眼光，同时历史学还有德育功能，哪些是高尚，哪些是低俗，让学生学什么东西，这些都应该融会在教材中去。
我们在教科书里强调文明史的概念，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发明。国家高中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就规定，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思想文明作为三种必修课的专题呈现样式。全国的高中历史教材实际上也采用了主题样式来叙述历史，只是呈现样式上与上海教材有区别。
在大学里，文明史已经成为叙述历史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成为一门课程，很多部颁教材的名称就是文明史，比如说著名学者李学勤和袁行霈先生分别主编过《中华文明史》这样的著作，华东师大的王斯德教授、北大的马克教授分别主编了《世界文明史》教材。这也给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一个参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了推介威尔·杜兰博士的《世界文明史》，亲自担任该书中文版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就是坚决主张中学历史不能采用文明史观念的李世安教授，竟然也编了不止一套的世界文明史教材（李世安主编《世界文明史》，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世安等著《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我们认为这个角度的转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有人说，文明史可以编，但中学历史教材采用文明史样式不合适，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要求取消所有历史教材，全国只可以使用一种历史教材。我再强调一下，文明史并不排斥阶级斗争，并不排斥政治史，文明史是当下中国社会比较适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呈现样式，正因为如此，全国历史课程标准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我非常同意国家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编写组副组长王斯德教授的说法，以文明史的视角来编写教材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编写好教材，写什么内容，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上海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每次编制教科书，其呈现样式都会有所变化，甚至是非常大的变化。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反映了编写者在吸收国内外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努力使用最适合学生的呈现样式。
上海一期课改时，高一历史已做了很大的改革。讲述的是中外合编的１５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二期在经过多次专家咨询、教师座谈、科学研讨之后，提出了主题式文明史的呈现样式，教材最后通过了上海市课程改革委员会的审查。
许多师生说，新编历史课本十分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学生运用信息技术主动获取历史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新版历史教材的使用过程中，有的老师对我说，教材非常好，生动活泼有趣，是过去的教材不能比的。以前老师就是单向地灌输给学生，用新教材的老师得搜集新的材料，生动地来传递给学生，因为互动性强，学生愿意学，也记得牢。
去年考进复旦历史系的一位新生说，在上世界古代史时，老师讲的就是文明史，他因为学过新教材，非常能理解，而不少全国各地来的同学没学过这样理念的历史，感到很难理解。
比如说“居住的变化”这一课，从原始人的穴居然后到东西方建筑的差异，为什么西方人用石材盖屋，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用木头造房，然后到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再到现在的金茂大厦、东方明珠，让学生通过建筑的演变感受文明的进步。
当然，也有些老师一下子感觉到不能适应，因为教材变���太大，他过去的经验没有用了，必须去找新材料，还要用多媒体，才能把课上好。我有时候也跟老师们特别是高中的老师们表示歉意，我说给你们带来很大麻烦，这对你们也是一个挑战，过去的教材十数年不变，有一本教参可以讲一辈子。但是现在要讲好这个课，得重新备课。
我一直强调，要编出一套与时俱进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编写者有创新的勇气和冷静的思考，需要中学师生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各级领导毫不动摇的关怀与支持，更需要社会的宽容和爱护，缺少了这些条件，改革将难以成功。